2007-01-10 09:01:33　来源: 人民网　

作者：季羡林

我现在想借这个机会廓清与我有关的几个问题。

辞“国学大师”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人民日报》的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于无声处听惊雷”，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辞学界(术)泰斗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十年，在国内五十七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辞“国宝”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十三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病榻杂记》季羡林／著） (人民网-人民日报)





傅国涌：季羡林摘帽意愿应得到尊重




2007-01-09 08:58:51　来源: 南方报业网 　

作者：傅国涌

季羡林虽然躺在病榻之上，但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媒体的关注。这次，他的一本新书刚一上市，媒体就闻风而动，炒作的热点是季先生要给自己“摘帽”，摘去三项戴了多年的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与“国宝”。这些桂冠他虽然已享用多年，但都不是他自封的，现在他毅然决然要在病榻上撇清与这些桂冠的关系，还他“自由自在身”，显示出他毫不含糊的自知之明，无比的清醒和理智。虽然可以说，以他今日的地位，他也确乎不需要任何桂冠的装饰。但是，一个读书人要做到这一点真的不容易，毕竟世上最难过的是名利关。他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了不起的。

这位96岁的老人，他的一生穿越了晚清、民国和人民共和国几个截然不同的大时代，可谓历经沧桑，饱受忧患，晚年能安享如此的盛名、鲜花和荣誉，对他来说，也是来之不易。他对世界、对社会人生的看法大约也不会不受到影响。十几年前，他就提出过为不少人津津乐道的“只有‘天人合一’才能拯救全人类”、“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等足以大增民族自尊心的观点，当然也有很多人对此持不同看法，一直以来争论不断。2006年5月14日，在他95岁生日时，报纸上又传出他的一些言论。他说，当前中国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灵犀一点，上下相通”的腾飞阶段，“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赶上了和谐社会。”这和他长期以来倡导的上述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他虽然长期留学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然而西方文明对他的影响甚微，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多少痕迹。自始至终，他都对东方文化、对东方的伦理道德充满了自信。这已成了他观察世事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对季先生的专业我只能隔山相望，不能置一词。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印度学无疑是深不可测的，我因此对他的专业建树怀抱敬意。但对于他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也就是他专业以外的所思所言，老实说，我常常不能心生敬意。以他的学术成就和名声，他的思想言论对世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他本来可以对社会上发生的不公、不义的事情提出一点批评，换言之，不要做一只时代的喜鹊，而在这方面他确实乏善可陈，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也是无须讳言的。我读过他的许多非专业文字，他的散文成就恐怕也是受上述三大桂冠的影响，被有些人包括出版界、新闻界在内大大拔高了。顶着“国学大师”、“学术泰斗”的桂冠，多少年来，我们看有多少大大小小的丛书、辞典、杂志，将“季羡林”三个字奉若神明，或“名誉主编”、或“顾问”，谁都清楚，他哪有时间过问那么多事，不过挂名罢了。

季先生在垂暮之年，不愿继续担负那些不合乎实际的虚名，能主动舍弃三大桂冠，在他是美德，在公众也是一次小小的震撼，那毕竟是舍弃荣誉，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许多年来，有关季先生的林林总总的新闻，只有这一次，让我对这位老人产生了“同情之理解”。对季先生晚年被世俗红尘困扰，被虚幻盛名牵累，或许我们都应该抱着“历史的温情”，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宽容。现在的问题是，新闻媒体也好，出版界也好，真的能放过这位与辛亥革命同龄的文化老人，尊重他自己病榻上的意愿，不再把“国学大师”等头衔加在他头上吗？无论如何，世人应该尊重这位老人的意愿。 (作者系知名学者)








季羡林旧帽未摘新帽又戴



2007-01-13 01:11:01　来源: 南方报业网


作者：长平

季羡林先生在新书中要求“摘帽”，随后好评如潮，不但原有的帽子一顶没有摘掉，而且还有更多的帽子向他飞来。这是近日发生的一起文化事件。

在最新出版的《病榻杂记》中，季羡林先生要求摘掉戴在他头上的三顶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和“国宝”。有人认为季先生是在暗讽学界的功利和浮躁，以劝诫他人。但细读那篇文字，我认为他主要还是在谈自己，朴实而真诚地觉得那些帽子夸大其词，不敢担当，也不愿身为名累，想要自由自在。从季先生长期的学术风格和生活态度看，这是合乎逻辑的。

摘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请求公布后，评论蜂拥而来，但是认真对待他的请求内容的文章，我只读到傅国涌先生的一篇(见1月9日《南方都市报》A31版)——讲到他的散文成就的确被媒体拔高了，他的文化、时事观点更值得商榷——其他评论无一例外地继续为他戴高帽：世事洞明、淡泊名利、大美不言、名士风流、道德楷模、大师风范、精神领袖……至于他请摘的三顶高帽，这些论者要么不置一词，要么直言反对，认为这些称号对于他来说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如此恪守道德操守的学界中人，实属凤毛麟角，能不‘宝而贝之’？”

读这些评论，我发现要得到一个道德大师和精神导师的帽子，似乎比国学大师来得更容易。本来以为，按正常的逻辑，一个人要在专业领域内做点成绩，皓首穷经，总能有所得，但要成为道德高标，并非时间就能赐予。

这让人想到钱锺书和巴金。他们在专业领域也都有着无可争议的卓著成就，而又都在晚年分别成为精神道德的楷模。钱先生是因为说了一些讥讽时事的俏皮话，来体现他淡泊守拙的态度：“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也”，“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等等。巴老则深切而沉痛地追忆了“文革”，对自己的经历进行了反省，呼吁人们要“讲真话”，提倡建立“文革”博物馆。

我对这些老人的为人做事都充满敬意，也认为他们的讥讽和呼吁都对浮躁的现实有振聋发聩之功，但是平心而论，他们在精神道德方面，摘获了汉语中几乎所有的溢美之词，其实也是一种未必恰当的高帽。他们本身不是思想家，也并没有像甘地那样苦行僧般地进行道德示范，没有像马丁·路德·金那样为民众的权利而舍身斗争，尤其是他们的晚年都生活在社会急剧变化的中国，但他们对风云际会的现实要么无力发言，视而不见，要么说出“人和政通、海晏河清、灵犀一点、上下相通”这样有谄媚嫌疑的话来。

和季先生一样，老人们都头脑清醒，有足够的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能力的边界，也知道一些庸人在利用自己的声望，他们的讥讽、忏悔和推辞，都是一种回归平常的愿望，也是一种微弱的反抗。但是那些高帽子好比犯人手腕上的手铐一样，你越挣扎它卡得越紧；又像皮肤上的荨麻疹一样，你想抓一下痒，结果更多的痒出来了。

至此，问题就变成了：到底是谁需要大师？是谁在绑架着耄耋老人坐上神龛？事实上，这是权势者和普通民众的一次合谋，共同掩饰真相，剥夺老人的自由和权利。

就权势者来说，他们不能做到对所有知识分子都尊重，所以需要一个代表，来体现他们对大师、知识和道德的尊重和推崇；同时也需要一个典型，来满足民众的精神渴求，安抚他们的道德望乡。而民众呢，在看惯官场腐败、富豪不仁之后，在为卑微的生活终日忙碌之后，的确需要这样的安抚，最好就是一个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领袖。他们抓住一切机会追寻大师，没有大师就塑造大师。用福柯的理论说，那就是权势者将压迫机制承包给了社会，社会中弥漫着纵横交错、无所不在的权力网，被指认为大师的人无可遁逃。

(作者系《南都周刊》副主编)(南方都市报)